《共產黨宣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重要標志。然而《共產黨宣言》被引進中國并廣為傳播的歷程是充滿坎坷的。這期間有一位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著名教育家、文學家、翻譯家，固守著一份執著，跨越半個世紀，五譯《共產黨宣言》。他就是我校第三任校長——成仿吾。
從1929年到1975年，成仿吾的這份執著并未因歲月流逝或局勢動蕩而動搖。他在《我翻譯〈共產黨宣言〉的經歷》一文中說：“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前夕，我寫了這段回憶，連同我譯校的很不成熟的幾本習作，就作為獻在海格特馬克思墓地上的一束白花吧！”
成仿吾第一次翻譯《共產黨宣言》是1929年。1928年他在巴黎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先后在巴黎和柏林主持西歐中共支部機關刊物《赤光》，擔任社長兼總編輯，并隨德國共產黨理論家海爾曼·冬克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當時，蔡和森知道他知識淵博且通曉五種外語，就從莫斯科給他來信，要他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說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準備出版。成仿吾就采用當時最流行的德文版本，參考英、法文譯本，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譯出后，他請一個德國共產黨員將《共產黨宣言》中譯稿帶往莫斯科交給蔡和森。由于蔡和森已奉命回國擔任廣東省委書記，不久就犧牲了，所以譯稿也就丟失了。
成仿吾第二次翻譯《共產黨宣言》是1938年在延安與徐冰合作翻譯的，被稱為成徐譯本。徐冰當時是《解放日報》編輯，成仿吾是陜北公學校長。這一年中央宣傳部弄到了《宣言》的一個德文小冊子，要他們翻譯出來。他們兩人把書分成兩部分，成仿吾譯前半部，徐冰譯后半部。他們都是利用業余時間翻譯的，工作條件很差，資料缺乏，連一本像樣的德文字典都找不到。譯完后，成仿吾把全部譯文又通讀一遍。同年，這個譯本在延安作為《馬恩叢書》第4輯出版；9月，又在武漢和上海由中國出版社、新文化書店等出版。該譯本收入《宣言》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是中國首次出版的根據德文原文譯出的版本，傳播范圍很廣。
1945年，成仿吾從晉察冀邊區阜平縣回延安參加“七大”，有時間對《宣言》譯稿作較大的修訂，這是他第三次翻譯《共產黨宣言》，定稿后他將其交給了解放社。但不久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這次的譯稿也沒有下落了。
成仿吾第四次翻譯譯校《共產黨宣言》是在1952年，當時，他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抽空將延安版的《宣言》中譯本稍加校正，作為《宣言》出版105周年、馬克思誕生135周年紀念版，由中國人民大學和我校少量印行，供校內使用。在這次重校的后記里，成仿吾寫道：譯文本是很難令人滿意的，好在《宣言》是宜于細嚼的珍品，對那些細心研究或反復鉆研的同志們，相信還是會有幫助的。
成仿吾第五次翻譯《共產黨宣言》是1975年。1974年成仿吾寫信給毛澤東，談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譯問題。他在信中指出諸譯本中錯誤很多，希望能夠重新校譯原著，8月，毛澤東作出批示：支持成仿吾從事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校譯工作。9月，成仿吾到京，12月出任中央黨校顧問。中央黨校抽調王亞文、鄭伊倩等同志組成校譯小組，協助他進行校譯工作。他們著手翻譯的第一部經典著作就是《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的發行，使那些“研究《資本論》這個學說系統的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們，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正如成仿吾在1978年《共產黨宣言》新譯本的《譯后記》中所寫的那樣：“當時的日譯本很可能是非常粗糙的，陳（即陳望道）譯本也就難免很不準確。但是它對于革命風暴前的中國革命干部和群眾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僅僅‘有產者’、‘無產者’、‘階級斗爭’以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樣的詞句，就給了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革命群眾難以估計的力量。”
（改編自《中國組織人事報》共產黨人與黨章的故事③：成仿吾五譯《共產黨宣言》）
